一顶粉色帽子，和一份说不清意义的工作
早高峰的通勤火车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对着 MacBook 打了半个小时电话。他谈 EBITDA、利润率、成本结构和 ARR，语调平得几乎没有起伏。到站之后，他从包里拿出两根织针和一团粉色毛线。他正在给侄女织一顶冬天戴的帽子。说起这顶帽子，他的神情第一次亮了起来。
他把织帽子也叫作一个项目，只是这个项目来自一种很朴素的愿望：亲手做点东西。
这段故事出自 Aaron Horwath 刊登在 Noema 的文章《为什么搞科技的人都这么丧？》。作者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人想培养业余爱好。在他周围，越来越多知识工作者开始学陶艺、画画、钩针，或者幻想辞职去农场生活。他们想逃开的不只是一家公司、一位老板或者一轮裁员，而是一种很难说出口的怀疑：每天占据自己大部分时间的工作，可能根本没有多少意义。
这种怀疑并非 AI 出现之后才有。AI 改变的是，人们越来越难继续假装没有看见它。许多过去需要专业人员忙上几天的报告、邮件、演示文稿和营销方案，如今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生成。一个令人不舒服的问题随之出现：如果所谓专业工作如此容易被复制，我们过去究竟在为什么而忙？
更不舒服的问题紧随其后。人们刚刚开始怀疑这些工作是否值得做，就发现连这些说不清意义的工作也可能保不住了。
我们为什么能忍受 bullshit jobs
David Graeber 所说的 bullshit job，经常被翻译成“狗屁工作”。它和通常意义上的烂工作并不是一回事。清洁工、搬运工和护理人员的工作可能很累，收入也不高，却很少有人怀疑这些工作是否需要存在。bullshit job 的判断更主观，也更尖锐：从事这份工作的人自己都无法相信它有存在的必要，一旦工作消失，世界不会有什么损失，有时甚至可能变得更好。Graeber 在访谈中也强调，他采用的是这种以劳动者感受为中心的定义。David Graeber 官网访谈
这类工作未必清闲。一个人可以每天开十个会，为一份永远不会执行的方案修改二十版演示文稿，在不同部门之间争夺一项没人真正需要的功能。他会很忙，也会承受考核、晋升和裁员压力。工作量是真实的，工作的必要性却难以回答。
Graeber 的理论有明显局限。我们很难仅凭一个人的主观判断，准确衡量某个岗位对组织和社会的价值。有些后台工作离最终结果很远，却仍在维持复杂系统运行。一个人暂时看不到自己的贡献，也不等于贡献不存在。因此，bullshit job 更适合用来描述一种职业经验，而不是给所有行业编一张“有用”和“没用”的清单。
即便如此，这个概念还是击中了许多知识工作者。他们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工作辛苦，而是必须在清楚自己怀疑什么的同时，继续表现得郑重其事。会议必须显得重要，方案必须显得紧急，项目必须拥有宏大目标。因为一旦承认它们并不重要，岗位、预算、职级和整套组织关系都会受到质疑。
人当然可以为了工资做一份缺少意义的工作。大多数人工作本来就是为了生活。但知识工作者接受的并不只是这笔交易。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公司和精英教育不断告诉他们，职业还应该回答“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和“我对世界有什么贡献”。一份普通的雇佣关系被包装成了自我实现。
工作主义如何替空洞提供信仰
Derek Thompson 在 2019 年把这种现象称为工作主义。他给出的定义是，人们不仅把工作视为生产所需，也把它当作个人身份和人生目的的中心。对于许多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较高的美国人，工作开始承担传统宗教曾经提供的身份、超越感和共同体功能。The Atlantic 原文
工作主义不等于勤奋，也不等于重视职业。它要求人们相信，理想工作就在某处，只要不断学习、竞争、加班和自我优化，总能找到一份既有高收入、又能实现自我的事业。如果感到空虚，问题多半被解释为公司选错了、岗位选错了，或者自己还不够努力，很少有人追问工作是否有能力承担如此多的人生期待。
这套信仰尤其适合知识工作。许多知识工作的产出很抽象，一个岗位为另一个岗位提供支持，后者又为更远的一层提供支持。员工很难接触到最终受影响的人，也很难观察自己的劳动产生了什么具体后果。只要薪水、职级、同事认可和职业上升仍在，抽象本身未必造成危机。人们可以把专业难度当作价值，把忙碌当作必要，把组织赋予的目标当作个人使命。
工作主义让 bullshit jobs 变得可以忍受。它没有让工作变得更有用，却给工作提供了一套解释。即使项目从未上线，参与者仍然可以获得一次晋升；即使报告无人阅读，制作报告仍能证明一个团队需要存在；即使公司的使命和每天做的事情没有多少关系，员工仍能把职业身份带回家，用它介绍自己、安排社交、衡量成功。
这种信仰需要一个前提：完成这些工作需要人的知识、经验、判断和创造力。工作也许离真正的社会价值很远，但至少是“我们做的”。AI 开始动摇的正是这个前提。
AI 没有制造空洞，它只是把空洞照亮
企业采用生成式 AI 时，最容易落地的往往是高度数字化、文本化和标准化的任务。整理资料、起草邮件、写报告、生成代码、制作营销内容，都属于大语言模型容易进入的工作环节。国际劳工组织 2025 年的研究估计，全球约四分之一劳动者所在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于生成式 AI，但报告同时强调，多数职业更可能被改造，而不是整个消失。文书岗位暴露程度最高，金融分析、网页开发、程序设计和投资顾问等专业岗位的暴露也在上升。ILO 研究简报
这项结论比“AI 即将消灭所有白领”平淡得多，却更接近当前现实。职业由许多任务组成，AI 能完成其中一部分，不等于它马上可以承担整份工作。模型会出错，组织需要责任主体，许多决定还依赖没有写进文档的背景、利益协调和现场判断。
可对工作主义来说，任务层面的变化已经足够危险。知识工作者过去可以相信，一份演示文稿凝结了自己的理解，一份战略方案体现了团队的判断，一封重要邮件代表多年经验形成的分寸。现在，人可能只需要写下要求，让模型生成初稿，再检查和修改。劳动者并没有完全离开流程，作者感却发生了变化。
Anthropic 的经济研究也提醒我们，自动化和协作并不是固定趋势。其 2025 年数据一度显示，用户越来越倾向直接把完整任务交给模型；2026 年初的后续数据里，协作式使用再次超过自动化式使用。企业通过 API 接入模型时，更容易出现完整任务委托；个人对话则更常保留来回修改。Anthropic 2025 年报告 Anthropic 2026 年报告
这组变化说明，人和 AI 怎样分工还没有定型。也正因为没有定型，企业的选择格外重要。AI 可以帮助人学习、探索和修改，也可以把人变成模型输出的调度员和验收员。如果企业只衡量产量和速度，第二条路通常更诱人。
原本就缺少明确价值的工作，此时显得尤其尴尬。机器越容易复制它的产出，从事者越难用专业性解释这份工作的必要。AI 没有证明所有知识工作都是假的，却让那些长期依靠复杂流程、专业措辞和组织惯性维持的岗位失去了部分遮掩。
最残酷的不是工作无聊，而是连它也保不住
如果一份工作没有多少意义，但收入稳定、待遇不错，许多人仍然愿意接受。意义可以从家庭、朋友、爱好和社区中获得，工作负责付账单。这是一种清醒、常见，也完全合理的安排。
AI 带来的焦虑在于，这笔交易也开始显得不稳定。企业高管谈论 AI 时，往往把生产率、成本和人员规模放在一起。即使公司目前还没有能力用 AI 完整替代岗位，员工也会听懂其中的管理信号：同样的人必须产出更多，未来可能只需要更少的人。
现有证据还不足以把近年的大规模裁员都归因于 AI。国际劳工组织明确区分了技术暴露与岗位消失，Upwork 委托的一项 2024 年调查也呈现出另一种现实：96% 的受访高管期待 AI 提高生产率，但 77% 的受访员工认为 AI 增加了工作负担。这项调查只能说明受访者的感受，不能直接证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却能看出企业期待和员工体验之间的距离。Upwork 调查说明
因此，“连 bullshit jobs 都保不住了”目前更像一种正在形成的预期，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事实。可预期本身就会改变人的行为。员工开始怀疑是否还值得为下一次晋升牺牲生活，年轻人开始怀疑投入多年训练能否换来稳定职业，资深员工也会重新评估自己积累的组织经验是否仍然稀缺。
这构成了知识工作者的双重困境。他先发现工作没有自己相信的那么重要，随后又发现，工资、身份和安全感也未必继续存在。工作主义既失去了精神承诺，也开始失去物质承诺。
被效率消灭的，还包括工作的遮羞布
原文把协作、争论、试错和共同解决问题称为“混乱的中间地带”。公司购买的是最后的方案，但员工真正经历的是产生方案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常低效，会有误解、返工和没完没了的会议。可人们也在其中学习技能、建立信任、形成共同记忆，并感到某件事确实由自己参与完成。
Teresa Amabile 对创造力的长期研究发现，人们受到工作本身的兴趣、挑战和乐趣驱动时，更容易产生有创造性的成果。她对约一万两千篇工作日记的研究还发现，小进展往往和积极情绪、内在动机及创造力同时出现。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研究介绍
这不意味着所有低效都值得保留。为了证明部门重要而召开的会议、因为组织政治反复修改的方案、没人敢取消的审批流程，正是 bullshit jobs 得以繁殖的环境。它们制造疲惫，不会自动带来创造力。
有价值的摩擦来自真实的不确定性。人们对问题有不同理解，需要通过讨论形成判断；新人跟着有经验的同事工作，在来回修改中学会分寸；一项决定会影响具体客户，因此必须有人承担责任。无价值的摩擦只是为了维持表象，让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
AI 会同时压缩两者。它可以取消整理资料和格式转换，也可能减少人和人讨论问题的机会。它能消灭一部分表演性劳动，也可能让真正的创造过程变成“模型生成，人类批准”。如果企业没有能力区分这两类摩擦，效率优化很容易把工作中仅存的关系、学习和作者感一起删掉。
美国卫生部门关于社会连接的建议把职场列为重要场景，要求组织把归属感和人与人的连接视为管理目标，而不是只把员工当作技能集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这并不能证明办公室本身具有意义，却说明共同工作中的关系并非可以随意删除的装饰。
“辞职去开农场”为什么也不是答案
当办公室显得空洞，亲手做东西很容易被想象成出口。种菜、木工、陶艺、开咖啡馆，这些活动都有清楚的对象和结果。做了什么，给了谁，产生了什么影响，人可以直接看到。它们和层层转交的文档形成鲜明反差。
但把体力劳动、手工劳动或小生意自动等同于真实，也是一种浪漫化。教师、护士和工匠同样会遭遇官僚流程、绩效指标、低收入和职业耗竭。做一件看得见的东西，不能取消房租、医疗和家庭责任。多数人留在知识工作里，不是因为仍然相信公司使命，而是因为他们需要收入。
Guy Debord 的“景观”提供了另一个提醒。景观社会里的生活越来越经过形象和媒介呈现，人们在意一件事看起来是否重要，甚至超过它实际产生了什么。工作主义就是这种逻辑在职场里的版本。登录、开会、加班、发布产品，都在证明组织和个人的重要性。
逃离也可能迅速变成新的景观。一个人辞去科技工作，去经营农场，然后开设 YouTube 频道和付费通讯，讲述自己如何逃离科技工作。他需要经营个人品牌、追踪数据、迎合平台，最后又回到另一套绩效体系。爱好一旦承担全部收入压力，也可能变成新的工作主义。
问题不在于该留在大公司还是去开农场，而在于我们是否仍把职业当作唯一能证明人生价值的东西。只要这个前提没有改变，换一份工作往往只是更换仪式。
工作主义崩塌以后
原文没有给出一条逃离工作主义的道路。德波对逃离“景观”本来就很悲观。在他的理解里，人即使离开公司，也可能很快进入另一套表演。辞职去经营农场，可以变成一个 YouTube 频道；对企业生活的不满，可以变成一门个人品牌生意。人以为自己离开了景观，回头却发现，不满本身也被做成了商品。
多数人也不可能彻底离开知识工作。房租、医疗和家庭责任不会因为一个人看穿了工作主义就消失。留下来的人仍然要登录、开会、交报告，继续完成那些自己未必相信的工作。
作者最后能给出的，只是一种清醒。放到更大的范围里看，大多数工作并没有我们平时表现得那么重要。没有人为一张电子表格丢掉性命，世界不会屏住呼吸等待一场产品发布，一次营销活动也不会改变世界。我们做过的大部分工作，很快就会被忘记，甚至连自己也记不住。
人们可能会记得另外一些事情。他们会记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记得你怎样对待朋友、家人和同事，记得你是否真的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
火车上的那顶粉色帽子没有什么宏大意义。它也不代表手工劳动比知识工作高贵。它只是一个人亲手为侄女做的东西。冬天到了，她会把它戴在头上。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也知道这件事会落到谁的生活里。
这件事是真的，也已经足够了。
- David Graeber 访谈：https://davidgraeber.org/interviews/interview-by-anne-sophie-moreau/
- Derek Thompson《Workism Is Making Americans Miserable》：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02/religion-workism-making-americans-miserable/583441/
- ILO《Generative AI and jobs: A 2025 update》：https://www.ilo.org/publications/generative-ai-and-jobs-2025-update
- Anthropic Economic Index（2026-01）：https://www.anthropic.com/research/anthropic-economic-index-january-2026-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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