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早高峰，我在通勤火车上坐进了那种别扭的座位——四个人面对面，中间共用一张小桌。对面坐着一位典型的通勤族：三十出头，西裤，衬衫，一双脏兮兮的白球鞋，头发有点乱，戴着 AirPods，整个人沐浴在摊开的 MacBook 的荧光里。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我一直听着这个年轻人打电话，用一种听得人难受的平板语调，事无巨细地讲解 EBITDA、利润率提升的机会、成本结构、ARR，诸如此类。他就这么滔滔不绝，直到刹车的尖啸宣告列车抵达终点站。周围的人纷纷起身挪向车门，我却看见他手忙脚乱地翻起身边那只皮包。有意思！我很好奇他会掏出什么来。一本《原子习惯》？一张加里·维纳查克的裱框肖像？还是一台跑着 OpenClaw 的 Mac mini？
都不是。他掏出来的是两根长长的织针，中间垂着一团粉色毛线。他跟我解释说，他在给侄女织一顶过冬的帽子。那天早上，我第一次在他眼里看见一点骄傲和兴奋的光。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顶帽子是一个项目，源于一种渴望——去做点什么。
在我身边的知识工作者同行里，这类话我听得越来越多：有人想去学陶艺、画画、钩针，或者别的什么老派的、不插电的爱好。在咖啡馆里，在酒吧光线昏暗的角落里，专业人士们互相倾诉着“消失”、“去哪个农场住下来”、“彻底断网退隐”的梦想。这些不是异想天开的白日梦；这是一幅幅逃离的图景，而说出口时的语气泄露了底下压着的存在主义焦虑——一种对工作、对事业至上的根本怀疑。怀疑的源头，是一种似乎越来越普遍的经历：某天早上醒来，人已经站在存在意义的悬崖边上，猛地意识到知识工作毫无意义，而且或许一直如此。也许你也有过这种感觉：一种铺天盖地、说不清道不明的忧郁正在涨潮，慢慢逼上来，眼看就要把坐在 Ikea 办公椅上的你整个淹没。
“在我身边的知识工作者同行里，这类话我听得越来越多：有人想去学陶艺、画画、钩针，或者别的什么老派的、不插电的爱好。”
这种幻灭是会传染的。一个人说出口，其他人就开始点头：他们也有同感——动力在往下掉，跟自己手头的工作有种疏离感，睡不好觉，为将来发愁。这类对话最后一定会拐到关于职业的根本问题上：我们他妈到底在干什么？这一切他妈的意义到底在哪儿？
没错，我们确实正身处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但这一轮跟过去几轮不一样的地方，似乎在于焦虑本身的性质。是的，AI 正在威胁饭碗、颠覆行业。可知识工作者以前也经历过衰退、外包、各种新技术和形形色色的自动化。应届生永远在担心自己能不能挤进就业市场。千禧一代的职场人，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跟经济的不确定性周旋。这一次的不同在于：摆在面前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存在问题——正是这种问题，会让高薪的技术从业者认真盘算，要不要把这一切统统扔掉，跑去华盛顿州养山羊，或者去哥斯达黎加当冲浪教练。
有一点让我觉得意味深长：那些平时最不容易被经济动荡波及、看上去也最有条件熬过 AI 短期冲击的人——高薪的高管，以及攒了几十年组织内部经验的资深从业者——在几乎每个行业都在剧变的当口，同样心里没底，不知道自己的职业还有没有将来。
有人会说：活该，去他妈的。2010 年代，知识工作者一边窝在懒人沙发里喝康普茶、打 Xbox，一边教育所有人“去学编程”。后来疫情来了，知识工作者躲在家里，而一线工人冒着染病的风险替他们送 Amazon 包裹和 Uber Eats 外卖。如今，还是这批知识工作者，正在造那种可能把各行各业的人类工作一扫而空、同时让极少数人富到无法想象的 AI。现在这帮混蛋居然还想要人同情？
对此我要说：有道理。但这场席卷一切的幻灭，逼出了一组很有意思（或者说很可怕、很悲哀）的问题：折磨着知识工作者的这股焦虑，究竟是什么？如果一整个阶层的劳动者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对自己职业的信仰，这个社会、这些行业会变成什么样？
工作主义：我们赞美你
2019 年，德里克·汤普森在《大西洋月刊》上写了《美国工作主义》一文，描述了知识工作者——尤其是美国的知识工作者——中间的一股新潮流：他们越来越想从工作里获取满足感、共同体和意义感，而这些东西，上几代人是从宗教里得到的。用汤普森的话说，工作主义是“情感性的，甚至是灵性的。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的美国人，明明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却选择了办公室，理由和虔诚的基督徒周日去教堂一模一样：那是他们最像自己的地方。”
一直以来，总有人从事着能让自己获得深刻意义感的职业。传统上，我们把这类职业称作天职（vocation）：一种召唤，一种活法。它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目的。
天职看重技能、价值观，以及那份想要贡献些有益之物的心愿。传统意义上的天职，指的是那些有挑战性、有社会影响力、回报往往不止于金钱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消防员、社工、急救员，甚至包括那些与自己服务的社区和顾客有直接连接的手艺人——修车师傅、水管工、电工。哪怕是糟糕透顶的日子，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内心深处依然觉得，自己的工作在某些重要而无形的层面上是值得的。
但年轻人愿意搭上一生的，偏偏不是这些职业。恰恰相反，毕业生们正压倒性地涌入金融、咨询和科技行业。毫无疑问，这些岗位竞争激烈，要求也高：它们复杂、烧脑，你得在层层政治和官僚体系里周旋，得拍无数马屁，得熬超长工时，得扛住沉重的认知负荷，得有高阶技能，还得承受裁员阴影几乎从不散去所带来的情绪重压。但这些活儿当中，绝大部分毫无利他可言。
“也许你也有过这种感觉：一种铺天盖地、说不清道不明的忧郁正在涨潮，慢慢逼上来，眼看就要把坐在 Ikea 办公椅上的你整个淹没。”
在《狗屁工作》里，大卫·格雷伯记录了一批亲口承认自己的工作毫无实质功能的人。为永远不会上线的项目做的幻灯片。围绕没人要求过的软件功能，就细枝末节吵得面红耳赤。为了把钱从一个有钱人手里挪到另一个有钱人手里，在行政流程上反复煎熬。把一条根本没人会注意的广告逐字打磨到极致，而广告推销的那项服务根本没人需要。还有躺等股票兑现（rest and vest）——工程师和其他高薪员工干坐着，等自己的股票熬到归属——以及晋升驱动开发：一到晋升评审季，开发者就顾不上什么才是真的好，只管什么看上去好。
这么一看，这些职业里的利他成分实在难找。那么，人是怎么干着这些活儿还没疯掉的？
这正是工作主义的高明之处：它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把人的注意力从灵魂的空洞上引开——那个本该由天职来填补的空洞。它是半拉链套头衫通勤族的鸦片。而且它真的管用。它让一群有才华的人日复一日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为报告、战略文档和品牌重塑争得不可开交，那份严肃劲儿，堪比给孩子做心脏手术。
但工作主义有个软肋。和宗教一样，它靠的是信仰对逻辑的碾压。那么，万一有什么东西动摇了这份信仰，会发生什么？一场打破工作主义魔咒的范式转移？某种启蒙，让知识工作者开始对自己的组织、也对自己，提出那些不好回答的问题。而如果知识工作者从工作主义的魔咒中醒来，却发现根本没有一条经济上行得通的退路，又会发生什么？
嗯，看来 AI 大概要赏我们一个亲眼见证的乐子了。
戳破工作主义的泡沫
知识工作从来就是抽象的。这类岗位里有很多——尤其在大公司——结构活像俄罗斯套娃：一个岗位是为了支撑另一个岗位而设的，那个岗位又去支撑再下一个，一层套一层，套到最后你已经看不出中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心的核。所以不难理解，在水管工、木匠或者后厨厨师眼里，这种性质的工作为什么恰恰就是大卫·格雷伯说的那个词：狗屁。
直到不久之前，知识工作还有唯一一点可救之处：它终究是由人来做的。我们是被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人坐下来啃一道难题，做出那份幻灯片，写下给客户的回复，想出那套战略。哪怕它在存在意义上一片虚无，那里面也灌注了人的思考、协作与创造力，是这些东西给了它生命。
如今，越来越多这样的工作正由 AI 智能体替知识工作者完成。在企业里负责推动这些工具落地的人——包括我自己——常常这样描绘工作的未来：所有人本质上都将成为一支 AI 智能体大军的管理者。听上去挺美。让软件去汇总报告、去把数据一个个扒出来、去排版幻灯片、去起草文档的第一稿，去处理那几十件琐碎重复、过去能悄无声息吞掉一整个下午的杂事。但在很多情况下，员工迫于上层要求提高产出的压力，把 AI 智能体用在了远不止杂活的地方：制定完整的商业战略，生成整套营销活动，搭建整个网站，为一整个事业部起草战略规划。从一封邮件到一套公司战略，个人、团队乃至整个组织的产出，正越来越多地由 AI 在一瞬间生成。
可是，这种能力——这多出来的一层抽象——会不会在某种意义上，把人推得离自己的工作太远了？让别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去执行几乎全部的工作，哪怕那份成果本来就谈不上多有意义，这件事是不是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德波的景观：我不想再干这个了
“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这是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的开篇第一段。这本书我肯定概括不好——它既叫人兴奋，又叫人根本读不进去。但德波的核心论点大致是这样：景观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生活不再被直接地活出来，而是被永久地中介化。在我们和我们本该亲身经历的那个东西之间，总隔着点什么。我不给我妈打电话，我给她发短信。我不去旅行，我在 YouTube 上看别人旅行。我不做爱，我看色情片。在晚期资本主义里，媒介取代了体验。
工作主义就是这个更大景观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世界里，看上去忙碌、重要、掌握着别人没有的知识，和真的如此一样值钱；工作只需要看上去有影响力，而不必真的有影响力。正如德波在第 12 条中写道：“景观将自身呈现为某种巨大的、无从进入的实在，永远不容置疑。它唯一的讯息就是：‘凡显现者皆好，凡好者皆显现。’”这正是工作主义最有说服力的那套说辞：这活儿必定是重要的，因为——嗯，我们不都还在这儿吗？登录打卡。加班到深夜。周复一周。
“今天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存在问题。”
把 AI 加进这场景观，让人从存在层面感到发怵，因为它把我们推得离自己所做的工作、离这工作的价值更远了。不是我做出了那份拿下客户的提案；是我写下指令，让 AI 去写，然后我在事后检查一遍。不是我搜集材料、写出那份行业通讯；是我的智能体干的。以前，那份工作在内心深处或许也显得廉价、不解渴，但它至少还是我们的。如今 AI 正被强行塞进各类组织，其方式恰恰让工作主义这整桩事业的价值本身都变得可疑起来。
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我并不认为德波曾设想过这样一种地动山摇、足以掀翻整个范式的东西：它能把工作抽象到足以撼动工人阶级的程度；或者，就知识工作者而言，抽象到足以捅破工作主义这样一场景观的程度。可随着 AI 的登场，事情就像是：过去三十年里，我们一步一步地远离对生活与工作的直接体验，而 AI 有可能把我们推得太远，远到那个幻象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各家组织陷入了进退两难。它们想把 AI 接入自己的运营，股东们也想。而它们也确实会这么干。短期看，那点效率红利实在诱人，没法放过。而且只要做得对，AI 对企业和员工都能有好处。可高管们最兴奋的那几件事——更少的协作、更少的人——恰恰有可能拆掉那些把他们自己所领导的组织维系在一起的结构。
要是那份把人从工作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觉悟，讽刺地恰恰由工作主义最具革命性的产物来送达呢？而对于那些一辈子跪在工作主义祭坛前祈祷的员工，这又意味着什么？
利害所在：混乱的中间地带有何价值
要弄明白 AI 为什么偏偏能杀死工作主义，就得先弄明白，是什么让人们对工作主义的信仰活到了今天。
汤普森在他那篇文章里说，人们在知识工作里寻找的东西之一是共同体：和志趣相投、兴趣相近的人待在一起，和别人协作着解决问题。人际关系是人类职场的地基，也是知识工作仅存的救赎。我们谁都进不了知识工作的天国之门，但至少，这场虚妄的朝圣是结伴走完的。
讽刺的是，高管们如今越来越迷恋这样一个梦：当一个组织里的员工都配上成群的智能体和强大的大语言模型，他们彼此之间就再也不必为了收集信息、构思创意或推进项目而协作了。在他们描绘的未来里，工作不再是一段乱糟糟的学习与探索的经历，而更像流水线上的生产。正如德波早在 1967 年所写的：“这个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正得到加强，一方面是由于农民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另一方面是由于‘服务’部门和知识职业正日益被纳入工厂式的劳动条件之下。”
但有时候，乱七八糟带来的低效不是 bug，而是 feature。在比尔·西蒙斯播客最近的一期节目里，作家恰克·克洛斯特曼就技术在体育中扮演的角色跟比尔争了起来，尤其是判罚这一块。以网球为例。约翰·麦肯罗（Johnny Mac）因为一次边线误判冲裁判暴跳如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有了鹰眼（Hawk-Eye）技术，判罚 100% 正确。在 NBA，挑战制度如今能保证误判不会改变一场比赛的结果。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则接入了自动好球带判定系统。这些技术落地后的成效相差极大，但目标是同一个：让判罚正确的次数更多——最好是永远正确。这有什么好抱怨的？多高效啊！
“如果知识工作者从工作主义的魔咒中醒来，却发现根本没有一条经济上行得通的退路，会发生什么？看来 AI 大概要赏我们一个亲眼见证的乐子了。”
克洛斯特曼的看法是，误判本就是比赛里自然而有趣的一部分。事实上，正是那些误判造就了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经典体育时刻。体育是人造的产物，而人为失误的混乱——不管来自球员还是裁判——就是它的一部分。让判罚 100% 正确，或许客观上更好，但主观上却更没意思、更不好看。而好看，恰恰是体育的目的。
知识工作与此惊人地相似。当然，AI 能在几分钟内交出一份原本要耗上几小时、还严丝合缝的方案，这很酷。但留得住人才的，从来不是做 PPT 的速度。员工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压倒性地取决于同事和／或老板，取决于这家公司所提供的那段混乱的中间地带的体验成色。正是这些东西让工作变得有意思——也变得有价值。
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以我的经验，知识工作者大致分两类。第一类是结果优先型。他们眼里只有生意、只有赢、只有效率。人的需求、人的缺点、人的情绪，都是待克服的障碍。
第二类人则持体验优先的视角。这些人爱的正是混乱的中间地带。他们看重过程。他们也希望自己所在的组织业绩出色，但那应当是协作、争论以及跟真正喜欢的人一起摸爬滚打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体验优先的人里，很多在工作之外是艺术家。摄影师、导演、编剧、雕塑家、画家、诗人、作家。还有很多人是活跃的志愿者。对这些人来说，要把他们从那些养不活自己的热爱身边拽走，总得拿点东西来交换：一段允许探索、允许创造、允许解决难题的公司体验，外加一群有意思的同事。
研究表明，这群人正是需要这样的环境才能拿出最好的作品。哈佛商学院的特蕾莎·阿马比尔花了几十年研究究竟是什么催生了真正有创造力的高质量产出。她提出的内在动机原则认定：人最富创造性、最具创新性的工作，产生于被工作本身驱动的时候——被兴趣、被挑战、被乐趣驱动——而不是被结果或指标驱动。扼杀创造力的环境，是政治化的、厌恶风险的、死盯结果不放的；激发创造力的环境，则是协作的、以想法为先的、自由的。换句话说，混乱的中间地带并不低效。它恰恰是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得以诞生的前提条件。
“工作主义就是这个更大景观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世界里，看上去忙碌、重要、掌握着别人没有的知识，和真的如此一样值钱。”
有一点很重要：把混乱的中间地带从工作体验中剔除掉，对这两类人的冲击是不对称的。对结果优先的人来说，这是一场胜利；对体验优先的人来说，这是把工作的地基抽掉了。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公司们正在裁员上头，跟喝断片了一样一轮接一轮。到处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炒掉。高管们常常声称，这些编制削减是 AI 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就目前而言，AI 自动化所带来的效率提升，远远够不上为几十万个消失的岗位辩护的水平。
大进大出的招人与裁人，我们已经经历过千百回了。但这一次也许不一样。过去，总有新的一批劳动力等着被招进来。可万一人才不再回来了呢？万一这场搞砸了的 AI 转型，让顶尖人才——尤其是那些天性上体验优先的人——集体丧失了对工作主义的信仰呢？万一等到公司想把编制重新补满时，那些从工作主义景观中解放出来的人才，早已转向了另一种版本的人生呢？万一他们的副业突然开始赚钱了呢？这批人才越来越不买房，也不打算生孩子，所以要转行去做一件企业生活给不了的、真正让人满足的事，恐怕从未像今天这么容易过。
德波会怎么说？嗯，对于能否把景观甩在身后，他抱有严重的怀疑。
后工作主义：逃离无处可逃之物
用德波的话说：“对现状的安然接受，也完全可以与纯粹景观式的反叛并存——一旦丰裕经济发展出加工这种特定原料的能力，不满本身便立刻成为一件商品。”
换句话说，迟早有一天，景观会朝你施加一份你不得不应付的经济压力。放在今天，这可能意味着开一个 YouTube 频道、办一份 Substack，讲述你如何抛下科技行业的职业生涯，去经营一座救助马匹的农场——最终把你自己和你的人生一并变成商品，去喂养那个更大的社会景观。也可能意味着你自己开一家公司，于是猛然发现，你得为潜在的求职者制造出一套足够诱人的景观。无论走哪条路，你都注定只是逃出景观的一个版本，转身被另一个版本吸收进去。这就是景观的逻辑：为了维系自身，它连不满者也一并收编。
德波相信，逃离景观是不可能的。他后来亲手解散了自己创立的运动，而不是眼看它被体制化，随后在乡间酗酒而死。
肯定会有人离开知识工作——最幻灭的那些，艺术天赋或艺术冲动最强的那些，在存在层面最敏感、最容易在某个瞬间猛然顿悟的那些，以及在经济上走得起的那些。但留下的人会多得多，或出于选择，或出于无奈，去面对一种工作中属于人的部分正被一点点蚀去的体验。那些选择留下的人，那些干脆走不掉的人，是否注定要在存在的焦灼里耗完整个职业生涯？
“扼杀创造力的环境，是政治化的、厌恶风险的、死盯结果不放的；激发创造力的环境，则是协作的、以想法为先的、自由的。”
但德波同样相信，景观可以被一些刻意的举动瓦解：挪用景观的图像，让它反过来对准景观自身，也就是所谓的“异轨”；以对抗城市既定地理的方式在其中漂移；以及构建出景观无法消化的、真实而未经中介的经验时刻。放到工作里，这或许意味着开一通电话，跟同事把一个问题聊透，而不是丢给智能体去要答案。或者用老派的方式把活干出来——绕远路，靠摸索——心里清楚它更慢，但也许能做出更有人味的东西。又或者干脆判定：某些工作最好完全交给人的双手。任何能保住那些让工作一开始就值得去做的成分的举动，都算。
不过，最有力的行动也许只是一句提醒：让自己保持清醒，也提醒别人，工作主义是一场景观。对大多数员工而言，我们有义务互相提个醒：放到大局里看，这份工作根本没那么要紧。它是幻象。从来没有人为一张电子表格丢掉性命。世界不会屏着呼吸等一场产品发布。一次营销战役不会改变世界。我们做过的那些活儿，几乎不会有人记得。但人们也许会记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记得我们之间有过怎样的关系，记得我们如何对待一起共事的人。
而一旦从“我们靠这份日常工作在改变世界”的虚假满足中脱身，也许我们反而会生出动力，用某种真实的东西去填那个空洞——真正的利他，而不是工作主义炮制的那个人造替代品——去真正设法影响身边社区里那些具体的人，用真正落到实处的方式。
哪怕一次只织出一顶帽子。
原文： https://www.noemamag.com/why-is-everyone-in-tech-so-sad/